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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評《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 ——19世紀中西貿易的關鍵情節(jié) 黃敬斌 《光明日報》（2011年03月27日05版）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國外以布羅代爾、沃勒斯坦、弗蘭克、 彭慕蘭等為代表的一些學者, 強調綜合和整體的研究視野， 將越來越 多的歷史現(xiàn)象和事件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審視，對世界歷史發(fā)展 的過程、特別是十五六世紀以來的近代化和全球化進程作了反思和多 樣的解釋，對中國在這樣一個歷史進程中的地位、作用，也予以重新 的檢討。 仲偉民的新著《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 （以下簡稱《茶葉與鴉片》）一書，以 19世紀中西貿易中兩種主要 的大宗商品：

2、茶葉和鴉片為主要線索，但眼光卻不局限于貿易本身， 而是在學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詳盡的數(shù)據(jù)，建構起 19世紀茶葉 和鴉片貿易的發(fā)展歷程，弁深入分析其整體特點，同時，該書更將它 們置于全球化和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提出了許多以往我們在“國史” 和“對外貿易”的學術框架下所不曾考慮到的問題一一怎樣透過茶葉 與鴉片的貿易，來看待當年經濟全球化浪潮中中國的角色與地位， 全 球化的根本推動力來自于何方？東西方的 “分流”又到底體現(xiàn)在哪些 方面？ 《茶葉與鴉片》指出，在19世紀逐漸發(fā)展擴大的中國對外貿易中， 大多數(shù)的年頭里，占據(jù)進出口貿易貨值絕對多數(shù)的， 出口是茶葉，進 口則是鴉片。在世界工業(yè)化的這

3、個初期階段， 全球貿易的早期發(fā)展史 上，香料、胡椒、咖啡等地區(qū)“特產”或成癮性物品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 模式，在中西貿易中仍然延續(xù)著，我們熟悉的歐洲“資本主義”向殖 民地傾銷工業(yè)產品、掠奪原材料的貿易模式，其實出現(xiàn)得相當晚。 然 而，正如布羅代爾所論，在工業(yè)成為“資本主義”的理想活動場所之 前，遠程貿易以其高不確定性、 高利潤率和集中性等特點成為資本主 義“自己的家”，因此正是香料、胡椒、咖啡、茶葉等在人類經濟生 活中顯得微不足道的“小”東西，為歐洲資本主義、全球貿易和經濟 體系的早期發(fā)展奠定了基礎。19世紀的茶葉和鴉片貿易仍是西歐資 本主義發(fā)展與擴張大歷史的組成部分， 通過茶葉貿易，東印度公司及

4、 后來的各大商行賺取了巨額利潤， 英國政府也從中獲得巨額稅收。 鴉 片貿易不但具有同樣豐厚的利潤， 而且是中英印三角貿易中不可或缺 的組成部分，因此是茶葉貿易得以持續(xù)的關鍵。 “這兩種商品的國際 貿易及其復雜關系影響了 19世紀的中國，弁使中國深深卷入經濟全 球化的旋渦”。 在全球化的起源與推動力量的歷史解釋上， 目前在西方存在兩類 不同的見解。沃勒斯坦認為，“現(xiàn)代世界體系” 16世紀發(fā)端于歐洲， 后來逐步把世界其他地區(qū)納入其中，直至覆蓋全球，中國直至 19世 紀才被納入這一世界體系。貢德? 弗蘭克則認為，早在18世紀以前， 甚至“地理大發(fā)現(xiàn)”之前，已經存在著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經濟體

5、系 或“全球經濟”，只不過當時在全球經濟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亞 洲，特別是中國和印度，而歐洲則居于這個體系的邊緣地位。 只是由 于從美洲得到了大筆金錢，“名副其實貧窮可憐的歐洲人”才能參與 到亞洲主導的“世界貿易體系和勞動分工”中來，弁最終在 18世紀 以后取代了亞洲在世界體系中的“火車頭”位置。 《茶葉與鴉片》比較傾向于沃勒斯坦的理論，它指出：“經濟全 球化對中國的影響開始于 18世紀，但真正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產生重 大影響是從19世紀開始。中國社會的根本變革亦開始于 19世紀?！? 而且，19世紀茶葉與鴉片貿易的發(fā)展歷程顯示，中國的傳統(tǒng)經濟結 構無法適應全球化帶來的新變化，甚至是同“

6、近代經濟成長”背道而 馳的，中國在19世紀商戰(zhàn)和全球化進程中終于成為失敗者。也許更 重要的是，通過對于19世紀中西、主要是中英茶葉和鴉片貿易的詳 細分析，《茶葉與鴉片》一書提供了豐富的實證材料，有利于回答這 樣的問題：歐洲人來到亞洲時，貿易雙方及其背后的經濟結構是否真 的是“同質”的？ 19世紀的東西方貿易中，英國人的優(yōu)勢是否確實 展現(xiàn)在“資本主義”上？ 當然，作為一個備受爭議的術語，“資本主義”從來沒有一個“標 準”定義。布羅代爾認為，“資本主義”的本質是一種通過壟斷、投 機活動來牟取高額利潤的資金運營手段、 是人類經濟生活三個層次中 最高的一個級別，它與市場經濟嚴格區(qū)分開來： 雖然以

7、后者的存在為 基礎，但資本主義卻有能力按照自己的利益操縱和捽制市場經濟， 有 能力制訂和改變戰(zhàn)略、 選擇和改變自己的活動范圍、 以牟取最大的利 益，它因此是一種“不透明”的經濟層次。這樣的定義較為具體、在 歷史學界影響廣泛，而且它可能抓住了近代以前東西方經濟體系差異 的一個關鍵點：即使是主張“無數(shù)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的彭慕蘭也 承認，1800年以前西歐和東亞的商業(yè)組織，至少在歐洲人看來是最 重要的海外貿易部門中，彼此的差異是巨大的。 這種差異在19世紀的中英茶葉和鴉片貿易中便體現(xiàn)在：在各個 發(fā)展階段，茶葉貿易始終控制在英國的大商人手里： 1833年之前是 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時期，此后也仍然

8、是怡和等大公司占據(jù)主導地位。 這些大貿易商資金雄厚、 信息靈通、對于貿易的全局及可能獲得的利 潤有著清晰的認識。出口商方面，鴉片戰(zhàn)爭之前廣州的行商表面看來 頗有資本家的實力和壟斷地位， 然而不論是他們，還是行商制度解體 后面對英國貿易商的大小商人， 資金問題始終是發(fā)展的瓶頸， 而且他 們對于茶葉貿易的全局從來沒有真正掌握過， 只是被動地滿足英國商 人的需求。英國人茶葉消費的普及是東印度公司業(yè)務拓展的結果， 而 不是中國人的主動推銷；英國貿易商有意識地通過控制貿易數(shù)量來保 證高額利潤，中國的茶商和茶農則絕無此能力， 因此反而經常要遭受 虧損。 19世紀末期，中國的茶葉出口出現(xiàn)危機，尤其是

9、印度、錫蘭產 的茶葉逐步在英國市場上戰(zhàn)勝了中國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度、錫 蘭茶葉生產模式的優(yōu)越性所致： 大種植園和機器加工的生產方式， 不 但降低了成本，而且保證了質量。實際上，印度茶葉生產的發(fā)展本身， 就凸現(xiàn)了 19世紀英國的經濟體系確實具備強大的“改變戰(zhàn)略的能 力”。鴉片貿易同樣是這種“戰(zhàn)略能力”的體現(xiàn)：中國人的鴉片消費 同樣是東印度公司業(yè)務拓展的結果，而且這種業(yè)務拓展具有明確的目 同時 的性，也就是以鴉片輸入中國來填平英國對華貿易的長期逆差, 將印度牢牢綁在它的全球體系之中。 這些分析讓我們認識到，19世紀的中西貿易組織，確實一方是 強大的“資本主義”商業(yè)體系，而另一方，正如布羅代爾的評價，僅 僅是一個“活躍的市場經濟及其包含的各種因素”。在這個意義上， 《茶葉與鴉片》可謂抓住了 19世紀中西貿易的關鍵情節(jié)：要理解這 個時代的全球化，理解東西方的“分流”，也許沒有什么比對外貿易 中的組織與沖突更直觀的了。 《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 仲偉民著 三聯(lián) 書店